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逐步从成年型转入老年型,老龄化问题开始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联合国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中提到,预计今后3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会上涨2倍多,所有国家在2020-2050年间老年人口都会持续上涨。我国自1980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不到20年间就Barasertib小鼠已经完成了轻度老龄化社会的进程。根据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是13.26%,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是18.7%,老年人口比例上涨了5.44%,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逐步加深,且速度加快。老年人数量激增,当前社会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人口结构失衡,空巢老人现象严重,无疑使老年人健康受到影响。心理健康是健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抑郁是心理健康评价的重要指标,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加,抑郁对老年人的危害性很大,会对老年人的心理机能和身体机能造成损害,降低晚年生活质量,进一步会影响家庭和睦关系,提高老年人自杀和死亡风险。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加深,受到抑郁影响的老年人数量还会持续增加。鉴于以上背景,本文选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最新数据,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城镇和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差异性较大,因此构造抑郁指数从整体和不同特征下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的抑郁状况进行充分了解,运用交叉表分析筛选出对老年人是否患抑郁有影响的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研究各变量对全国和城乡老年人患抑郁状况的影响差异,提出合理的建议。我国有四成左右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且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身体健康问题。老年人患有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的比例是22.5%、10.8%和8.1%,抑郁指数是66.34。近八成老年人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一般及以下,近九成老年人认记忆力存在问题。四成多老年人患有慢性病,近七成老年人身体有不同程度疼痛问题。近八成老年人躯体功能存在障碍,六成多老年人活动能力受损。社会学特征下女性、农村、低学历老年人群体应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女性患有的抑郁程度高于男性,且更容易患抑郁,农村女性老年人的概率略高于城镇。农村老年人患抑郁程度高于城镇,且患抑郁概率是城镇的1.555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降低,患抑郁程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且患有LEE011体内实验剂量抑郁的概率也逐渐减小。主观评价和身体健康是影响城乡老年人是否抑郁的两大个体因素。主观评价越倾向于负面评价,抑郁程度越大,当满意度最低时城镇的抑郁程度高于农村。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越不好会导致患抑郁概率快速增加。身体出现疼痛、障碍、受损或者患慢性病等问题都会加大抑郁程度,当疼痛非常多、状况不好时城镇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农村。身体疼痛出现的多、躯体功能存在障碍会提高患抑郁的可能性。患慢性病只对农村老年人存在影响,会提高患抑郁的风险。生活习惯中睡眠时长过短、无体力活动和社会参与都会使抑郁程度变大,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会降低老年人患抑郁的可能性,尤其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更加明显。有工作会降低患有抑郁的程度大小,且只对城镇老年人存在影响,会减小患抑郁的风险。婚姻状况和子女状况是影响城乡老年人是否抑郁的两大家庭因素。丧偶和离异的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已婚和未婚,由于选择的主动与被动性,丧偶较离异的抑郁程度更高一些。和已婚相比,丧偶会提高患抑郁风险。子女数量越多抑郁程度越大,且只对城镇老年人存在影响,会增加患抑郁的可能性。与子女见面频率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加大Autoimmunity antigens抑郁程度,且和频率高相比,频率低会提高老年人患抑郁的风险。经济支持现金总和过少会导致抑郁程度变大,但是金额过多时子女给予父母精神关怀不足,同样出现抑郁程度比较高的现象。现金总和只对农村老年人有影响,现金充足会减小患抑郁的风险。社会支持下城乡老年人是否患抑郁存在显著差异。有养老保险和有工资都会减小抑郁程度,且农村抑郁程度更高。养老保险只对城镇老年人存在影响,没有养老保险会加大患抑郁风险。工资只对农村老年人存在影响,有工资会减小患抑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