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与疫病的抗争。时至今日,疫病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疫病的流行对国家的疫情应急防控体系构成考验。在我国古代的抗疫实践中,产生了丰富的疫病防控救治知识与理论。搜集、整理、研究我国古代的疫病防控史料,对当今的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古代的疫病防控体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与疫病发病相关的气候、地理因素,五运六气预测疫病;古代预防疫病的方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应对疫病的行为举措;古代中医疫病理论的沿革,不同流派治疫的处方用药规律。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尚有拓展研究的余地:其一,鉴于既往相关研究零散而不全面,可以通过梳理、归纳、挖掘历代在疫病流行各个阶段的应对情况,综合展现古代疫病防控体系的整体面貌;其二,关于疫前的预测,除了五运六气之外,尚有一些预测理论、方法有待挖掘;其三,在疫病的预防方面,涉及古人的防疫思想、防疫方剂组方思路,仍有值driving impairing medicines得深入研究之处;其四,全面梳理历朝的抗疫举措,通过对比分析,可深入探讨历代抗疫的共性与特点,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其五,历代疫灾中切实参与治疫的医家,以及他们在抗疫实践中实际应用过的中医理法方药,尚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因此,本研究的立题思路是:已知现代疫病防控体系包含疫前的预防,疫情发展趋势的预测,疫病流行时的应急响应举措、医疗救治,疫病爆发过后的善后恢复。尝试从现代疫病防控体系的视角反观古代抗疫,发现防控体系中的预测、预防、应急响应、善后抚恤各环节的内容在古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故本研究拟从疫前、疫中、疫后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历代疫前预测的理论及其应用,探析古代防疫方药与方法,梳理历朝疫中的应对措施、疫后的善后措施,并分析其共性与特色,讨论其形成、变迁及影响因素,挖掘疫病流行过程中实际应用过的中医药理论与方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史志书籍中与疫病防控相关的内容,古代医籍所载防疫方法、方药,以及医家在治疫实践中创立的理论、方药。研究的主体材料包括:二十五史、《周礼》《礼记》、部分明清地方志、帝王实录等史学典籍中的疫病资料;论述疫病辨治理论的伤寒、温病、疫病专书,如《伤寒论》《伤寒总病论》《伤寒九十论》《伤寒发微论》《温疫论》《疫疹一得》《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吊脚痧方论》等;载有疫病防治理法方药的综合性医书,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东垣试效方》《儒门事亲》《普济方》《万病回春》《医学实在易》等。正文主体部分分为四个板块:第一部分是疫前的预测。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疫病发病时的气候、气象、星象等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故通过观测相应的气候特点、天象星象,预测可能发生的疫病。本章主要以二十五史、《易纬》《素问》中的疫病文献为研究对象,探究古代疫前预测疫病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第二部分是疫前的预防。以历代方书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古代防疫的方药、方法,归纳总结组方用药思路,讨论其背后的指导思想。第三部分是疫中、疫后的官民应对措施。疫中应急响应是疫病防控的重要环节,疫后的善后恢复是疫中应对措施的延续,本章以二十五史、《周礼》《礼记》、部分明清地方志、帝王实录中的疫病文献为研究材料,考察自秦汉至清代历代官民在疫中、疫后采取的措施,对比分析历朝应对措施的共性和特色,探讨形成这种疫病防控态势背后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古代疫灾中的中医应用。在古代,中医被应用于治疫实践,是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一环。本章将医家治疫的史实与所应用的医理相结合,探讨中医治疫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张仲景、许叔微、李东垣、张子和、吴又可、龚廷贤、余霖、陈修园、王孟英、徐子默10位医家为典型代表,研究他们的治疫事迹和治疫理论,以及宋代官方指导用方用药、圣散子方治疫的应用情况等。通过以上四个板块的研究,大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古人在疫病发生前有预测和预防举措。疫病预测理论方法的形成,是以对自然气候、星象天象的长期观察为基础的。古人将疫病归属于灾异,与水灾、旱灾等天灾性质相同,疫病预测理论是灾异预测理论的组成部分。古人发现气候反常与疫病爆发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总结归纳出基于二十四节气中时与气相失预测疫病的理论,通过观察selleckchem物候当至不至或未当至而至推知气候异常变化。异常的气候变化产生非时之气,非时之气导致疫病流行。二十四节气指示一年的气候规律,一甲子六十年也存在气候周期律。古人将五运六气理论引入疫病预测,以五运、六气表征一甲子各年的气候特点,形成值年大运、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六气客主加临的运气格局,用于推知不同干支年可能出现的异常气候现象,进而预测容易爆发疫病的时间段。除此之外,古人进一步发挥运气理论,将理论上的气候规律与实际气候情况相比较,以不迁正、不退位解释理论气候与实际气候不吻合的现象,并提出天地二甲子刚柔失守之后的三年之内多化生疫病。古人以天人合一思想阐释星象、天象,形成了观天象预示人间诸事得失吉凶的星占学说,包含疫病在内的灾异是星占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人认为,人事得失尤其是君王政令失宜,天会应之出现异常的星象,并降下灾异作为天谴。因此,异常星象的出现可以帮助预测疫病。第二,古代关于疫前的预防,重点关注扶正与祛邪两个方面:首先以人身之正气为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可以通过调神的方式增强五脏六腑的正气,以抵御疫邪的侵袭;其次是使用药物辟疫,通过内服方药、外用药物的方式,以发表、除邪的药物祛除侵入身体表里的病邪,借助药物的气味,驱散环境中的毒邪,从而达到防止疫病染易的目的。第三,在疫中、疫后阶段,国家政府、民间人士各阶层皆会采取多BMN 673抑制剂项措施应对疫病,无论是医学和非医学的措施在历代均或多或少地存在过。各级政府的医学措施包括派遣医官诊疗疫病、供给发放治疫药物、设立病坊收治染疫患者,以及清代推广施行的人痘接种;民间医家积极参与治疫,并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医疫病理论与技术方法。一些非医学措施也是历代普遍存在的,如疫中疫后减免赋税、发放赈灾钱粮、减少征用人力、掩埋疫死尸体,祭祀祈禳如傩礼、祭祀山川诸神、斋戒礼佛等;在人事政令致疫说盛行的汉代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人们反思人事得失,君王施行利国惠民政策来响应疫灾。对医学与非医学措施的重视程度,往往与君王的主观意志关系密切。历代应对疫病采取的非医学措施,与应对水灾、旱灾等其他灾异的措施差异不大,且政府对疫病的重视程度多不及水灾、旱灾等;在君王重视医药的朝代如宋代,所采取的医学救治措施是较为完备的。第四,在古代,中医是治疗疫病的主要手段,史志、医学文献中,不乏兼具治疫史实与治疫方药双重因素的案例,此类案例真实地反映出古代中医治疫的实际应用情况。汉代张仲景在治疗建安年间(196-219)大疫的实践中著成《伤寒论》一书,以三部、六病、辨方证作为包含疫病在内的外感病辨治的纲纪,具有里程碑意义。北宋仁宗曾献出宫廷所藏犀角配方制药,为民众治疗疫病,是犀角“治伤寒温疫”功效的一次实践应用。苏轼、苏辙曾应用圣散子方为百姓治疫,取得较好疗效,其后太学生效仿苏轼服用圣散子治疫却未能取效,经研究分析,圣散子方是针对寒疫的治方。唐宋以降,伤寒、温病、疫病分治的理论逐渐形成,医家提出六经辨证理论,在六经辨证理论指导下诊治疫病。南宋高宗曾推广使用小柴胡汤治疫,所治疫病属热证,此例即是以六经辨证为指导使用小柴胡汤治疫。医家许叔微对证属风温的疫病治则处方进行了发挥。金元时期医学百家争鸣,医家李东垣、张子和亲身经历疫病,李东垣先后从上焦热毒辨治大头瘟,以内伤脾胃辨治饥荒时期的疫病;张子和从暑热邪气客于膜原的角度阐发疟病的证治。明代吴又可提出疠气说、病邪从口鼻传入的理论,认为疫病初始横客膜原,从膜原溃散后方能传表、传里,创制达原饮、三消饮为邪客膜原的治方,具有重大创新。清代多种疫病流行,余霖以清泄之法治愈证属热疫的疫疹;陈修园、王孟英、徐子默等医家亲自参与治疗霍乱,他们的辨治理论各有千秋;陈修园、徐子默主张温散寒邪;王孟英主张清利暑热。这些医家从实践观察中提出不同的观点,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疫病救治实践,从不同角度对前人理论、方法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第五,自先秦时期开始,天人感应的思想就影响着疫病观念的形成,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相应的防控措施。古代产生了鬼神致疫、异常气候致疫、人事政令致疫3种疫病观。第六,现代疫病防控体系中的各项措施在古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可以看到疫病防控体系的雏形,但古代疫病防控措施多是零星散在的,缺乏官方层面的强制性,疫病的响应措施受君王的主观意志影响,未能形成统一、完备的防控体系。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以现代疫病防控体系的视角切入,从疫前、疫中、疫后三个角度,研究古代在疫前预测、疫病预防、疫中响应、医疗救治、疫后善后各环节的实践情况以及产生的思想、理论,总结出古代存在的三套疫病预测理论。第二,对前人的研究加以完善:全面考察自秦汉至清代历朝官民应对疫病的措施,综合分析其共性与特色,并分析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之下产生的疫病观对历代抗疫措施的影响。第三,在研究思路上有所创新:结合医家治疫的史实与治疫理法方药,探究古代疫灾中的中医药实际应用情况,尝试以《伤寒论》提出的六病辨治理论囊括历代医家疫病理论。